
2009年8月31日 星期一
勿錯把新疆「西藏化」/ 馮智政

2009年8月26日 星期三
Farewell 實習生Ricky, 又一證明工作能力及態度才是認同的基礎....
2009年8月24日 星期一
禁毒過猶不及 反招社會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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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決志強制驗毒,先有大力禁煙,再有全面禁毒,現在又聲言對毒品「零容忍」。特區政府在民主議題無法自決、振興經濟又無力自主,民望節節下降,惟有將道德倫理旗幟一舉再舉。然而,當社會出現規條至上的道德警察的時候,失去「乳頭樂(Tittytainment)」的草根階層只會愈來愈混亂,到時政府只會適得其反。 「乳頭樂」作用 轉移草根怨氣 香港警方人數3萬多人,兵多賊少,但警方不能盡掃黃賭毒。一來,香港警方需要犯人來支援其擴充,二來各國政府都知道輕度的不道德自有其社會作用。95年,現實主義鷹派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時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在世界國家論壇總結時,以20︰80社會結構理論為基礎,認為社會的進步是20%人所推動。為確保這20%的人不被拖後腳,而且保持這社會精英的身份,毒品、娼妓及娛樂是迷惑大眾、達到社會控制的手段。這說法,被稱為「乳頭樂」,的確解釋了美國貧民窟的社會穩定性。據結構功能學家艾弗布朗(Alfred Brown)的社會行為相互適應的概念,社會穩定是社會行為的基礎,一個社會行為可以確立、鞏固及重複。香港黃賭毒作為是本地久存的社會現象,其存在亦有一定穩定社會的意義。即使非如布熱津斯基所想,以「乳頭樂」麻醉大部分的人民,但社會的極端少數,的確有這「乳頭樂」的需要。筆者不是在這將黃賭毒道德化,而是想說明一旦過分取締「不道德」活動,後果將不是政府所想。 隨着香港社會晉升階梯模糊及破碎,不難理解,香港社會需要更多「乳頭樂」。從草根到上流,屋邨仔要花上兩至三代的時間爬到中產,中產再上又出現樽頸。這意味着屋邨仔的一生之中的盡頭。試想想,一名會考得10分、家住北區的小港燦,在其精力旺盛的火紅歲月卻受社會階梯所限,不反社會、反政府,反和諧又有甚麼可為?今時今日,社會講求和諧,追求平穩。若沒有輕度不道德的不良嗜好,如煙酒,草根社會的怨氣只會指向制度或政府。一旦失去草根的依靠,政府只會面對更不和諧的社會。 「不道德」要控制 非遏制 再者,全面性反黃反毒雖是政府應做的事,卻是「不可為,非不為」。警方執法制度上會被迫以低下階層的罪犯而「篤數」。筆者不是指摘警方選擇性執法,而是警方根本不能夠監督中上層社會的「非道德」行為,一旦港府道德上嚴刑峻法,狀似警方執法有功,但最終只會製造社會矛盾。或許,未來的14歲的援交少女只會問:「點解我援交是賣淫,入飯局又不是賣淫呢?」這可能連她的通識科老師都難以解答。 香港政府要打道德牌以加固自己管治合法性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過分。要香港完全道德化?本地教會花百年都不能改變,曾特首又如何辦到呢?如果偽善的我們承認香港不能完全道德化,那我們必須明白不道德是要控制而不是遏制。最終,一心為和諧而豎立道德的港府,都會引來更多的不和諧。 |
2009年8月4日 星期二
上合組織反恐三個障礙/ 馮智政
「和平使命2009」軍事演習已結束,隨著炮火聲的落幕,煙硝餘香散偏新疆西部。毫無疑問,上合組織兩大國──中俄軍演震懾恐怖分子,阻止短期內的惡行。不過,勿過分樂觀,恐怖行為本是超限戰的一類。兩國對峙,兵戎相見則可滅之;但小部分人犧牲自我前途甚至生命,來破壞社會和諧,自殺式炸彈很難抵擋,這類型的破壞是難以用正軌軍備阻止的。
效用應受質疑
毫無疑問,「和平使命2009」是衝著新疆「七.五事件」或同類型問題而來。「疆獨」、「藏獨」、「台獨」合稱中國「三毒」,當中以「疆獨」涉及的國家最多。○一年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便揭示了以國際力量去解決中國西域的恐怖活動。成立初期,上合成員簽定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並將打擊這「三股邪惡勢力」定為組織首要任務。時至今日,八個年頭之後,新疆分離分子問題沒有解決,恐怖主義的威脅反而越來越大。○四年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國華盛頓成立,○五年分離分子發出武裝戰爭聲明,○八年先有喀什後有庫車爆炸案,○九年便到了「七?五」烏魯木齊騷亂,甚至疑似「基地」組織向中國誓言報復。從結果論來說,我們不禁質疑上合組織的工作質素。
筆者不是要解散上合組織,而是要反思一下上合組織是否有所乏善足陳。中亞地區連接歐亞恐怖走廊。恐怖組織便是從這走廊作跨境犯罪,包括:西/南部軍備資金東輸(Hawala運輸系統)、人員退走路線、恐怖份仔的技術交流,及恐怖活動的跨境統籌。要破壞這條不法管道,單憑中國的努力是沒有用的。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尤其是中國得到中亞各國的支持是必要的。
事實上,上海合作組織只有六個國家成員卻有兩大頭目。一方面,組織內部意見及價值觀需要磨合,另一方面,各較小國家需要自我發展。「合作」留於口上,是反恐工作不善的表面原因。表象之下,筆者發現組織之內有三個反恐的國際阻礙:(一)國家失敗,(二)博弈式不合作及(三)境內親維吾爾勢力強大。
除了中俄之外,上合其他成員多為失敗或有失敗危機的國家。根據和平基金所做的失敗國家指數研究,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收到最高級別的預警,與剛果及塞拉利昂同級。吉爾吉斯亦收到第二級預警。雖然中亞國家曾應中國要求都關閉部分報章和捉武裝分子,但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Liza Steele所言,這些合作計劃欠缺實質內容,較弱國多數難以落實。早於八十年代,恐怖份子借家人關係擴展網絡,這些網絡包括散居中亞的維吾爾人,他們在恐怖份子有份參與的慈善學校就讀。對於一個瀕臨失敗國家的政治體制來說,它們真的可以滲入至親為主的Hawala系統?它們真的可以以官辦學校取代恐怖組織辦學校?
另一角度看,中亞較弱國家傾向不合作反恐。由於不同恐怖分子散居於不同中亞國家,非法活動多數要跨境走動。參考國安專家Komaiko的反恐博弈論去理解,如果只有一個國家強化了邊境管制,原本散居各國的恐怖分子會因邊境管制而有入無出,又不能到其他國家。因此,他們唯一的攻擊目標只有唯一合作國家。各國因而傾向不與反恐勢力合群,以免被其他國家「暗算」。上合組織是一個新興的國際組織,而且組織內部連繫鬆散,難比歐盟或北約。在這一個不完全相互信任的體制之下,不合作式的博弈較易出現。
最後,境內親維吾爾勢力是中亞國家為中國反恐的隱憂。除了中國西域之外,大量維吾爾族聚居在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加上維吾爾族本為土耳其支族,與中亞各族同根。如果政府以過分強硬手段打擊維吾爾族,將會對政權構成反彈。吉爾吉斯前總統阿卡耶夫在「9-11事件」之後,積極地反恐以換取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阿卡耶夫在任內不停打壓境內的維吾爾人,更在處理拘捕東突分子時比其他國家努力工作。溫家寶總理亦因此曾對於阿卡耶夫打壓東突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表示謝意。不過,這種反恐工作得不到公民的支持,而且更成為反對派的把柄。最終在○五年被顏色革命之一的鬱金香革命所推翻。自此之後,中亞諸國對幫助中國反東突便有所保留。
發展中亞經濟
上合組織看來沒法解決恐怖襲擊的問題,而且難以解決各國內在困難。事實上,中國可以透過上合平台發展中亞經濟去緩解上述問題。中亞資源豐富,擁有大量能源資源及管道。中國開發中亞不單是純花錢工程,更可能回本。
金錢是次要,中亞的發展才是重點。當中亞各國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後,其政府可有更大權能或公共資源可以脫離失敗國家之列。再者,當一個國家有一定收入的時候,政府較傾向對風險警惕。恐怖主義及分離主義作為現今世上三大邪恐之二,其風險指數甚高。對一個具規模的國家來說,非法的社會活動需要付上大量社會成本。如果上合六國全都有一定經濟基礎,上合組織對不穩定的活動就會有一定的反感。在同一敵人面前,成員會變得緊密及互信,從而加強各國合作。
長遠而言,上合組織是中國處理東突分子的最佳平台。不過,這最佳平台需要與時並進,有時更要把根本問題解決。
作者為Roundtable國際關係研究學會研究員
(刊於大公報 國際評論200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