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汝樺局長雖破天荒登錄facebook，可惜她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態度示人，難免再一次被網民批評得一文不值。同情地理解，鄭局長及其幕僚能突破心理關口與高登巴打「對談」已算是萬幸，我們總不能夠強求一個六十後在短短幾周跨越廿年的代溝吧！鄭局長與呂教授曾經歷暴力的組織性行動，又曾接受英式舍堂訓練，與新一代的經驗迥異，自然難以理解新的組織模式與溝通方法，套用近日沈旭暉與呂大樂的「潮文」，局長的昔日情懷限制了她對新時代的理解。正如呂教授在《我的昔日情懷》中說，「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甚麼重大突破，也沒有甚麼驕人的成績」。呂還笑說那時的組織甚有列寧主義的色彩。試問列寧又何以預計高錕的創意為社會帶來的影響呢？
跨媒體記敍事的興起
列寧時代沒有供大眾參與的媒體，而且組織下達命令的效率亦甚低，以致他倡議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面對強權，列寧式組織寧以正面交接，都不願承擔被分化的危機。沉醉在昔日情懷的六十後，鄭局長自然難以接受互聯網的虛無混沌。要維持一貫的高安全系數，網上論壇只會淪為新瓶舊酒的政治秀，只是換個場地進行公式諮詢會而已。發自鄭局長的心裏，Good Show應是這公關檔案的小結。
誠如沈旭暉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一文所見解，現今媒體模式已與往昔的兩樣。政府面對的不再是具魅力的個體或組織嚴密的團體，而是一個跨媒體敍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的時代。美國傳媒學者Henry Jenkins在○六年所寫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就留意到新興的跨媒體，他認為隨着媒體的多元化，很多非傳統的作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媒體(包括傳統媒體、網上媒體以至手機短訊等方法)，運用共同資源(而非需要的社會人脈的傳統媒體)創作內容，以講故事模式建立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共同點，務求以散打的模式影響社會。這種敍事方式在本質上與列寧式的領導大相徑庭，沒有首腦，沒有源頭，又沒有發展方向，只有溝通渠道及主要參與人。由敍事醞釀行動，這種新媒體模式更促成了另一種社會變革———Trans-media Activism。現時不少社運人士往往將內容發布於多個不同層面的媒體(指的當然不僅只是報章的評論版)拉闊整個受眾面，鼓動參加者並建立一種無形的空間，凝聚彼此的想法(並篩選了那些不愛看的觀點)。
政府須建立跨媒體機制
明光社總幹事面對跨媒體敍事的興起，也不見得政府一定會敗陣。例如Chris Hughes於○七年為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創立的互動競選網站，就容許網民自行組織不同的細胞團體、安排競選活動、舉辦募款以及最重要的互相聯繫。內地政府亦已經「醒水」，通過不同「五毛黨」和「白手套」在不同渠道集散官方資訊及影響議程。雖然安全系數及可預測性較低，但資訊科技的發展令跨媒體敍事模式成為不可逆轉的「硬道理」，這也是沈旭暉所指的香港媒體的範式轉移。政府現時可做的，唯有建立更多親政府溝通渠道，並熟習安全系數低的公眾參與的藝術。迷信leading from behind的曾班子在餘下兩年若不正視問題、若不走向群眾，就只會失去介入的最後時機。
馮智政、呂兆康@Roundt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