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周年國慶遇上日本政治變局。東亞兩大國的改革及發展，反映了遠東區域的興起，隨之而來的便是「東亞共同體」的猜想。雖然中國為區域大國，但在跨國整合上，中國仍然抱着鄧小平「韜光養晦，誓不當頭」的外交格言，對於東亞未來難有一體化的理論。反之，新上任的日本首相鳩山，甚至是鳩山家可算是「東亞共同體」的第一粉絲。
鳩山於紐約出席聯合國系列會議時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會上鳩山就因能源開發問題而極具爭議性的東海議題，發表了其頗為獨特的見解：將東海由「爭拗之海」變為「友愛之海」。人如其號， 「外星人」鳩山聞名於奇怪的言論。「友愛」一詞，既理論主義，亦天真幼稚。
對於自由主義的歐美來說，都難以理解，何況是現實主義為上的國內國際關係研究學者？
友愛主義
鳩山家在日本早已就其「友愛」哲學發表過無數次講話。他的友愛哲學卻不是文人空話，而是有理論基礎。友愛一詞原旨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博愛（Fraternity）。鳩山的祖父──鳩山一郎在戰後於一九五四年接替吉田茂出任首相，並開始宣揚鳩山家的友愛外交。這套思想源起自歐洲政治家古登霍夫．卡勒基。他一八九四年出生於東京，父親為奧地利外交官，母親為日本人。他及後於歐洲成為著名的泛歐洲思想的先驅，並於一九二二年首創歐洲同盟。他致力推動歐洲整體的結合，於一九四七年更創立歐洲議會同盟（EPU），其思想及成就使他被公認為歐盟之父。這半個日本政治家深深影響鳩山一郎。
相隔半世紀，鳩山上任日本首相，貫徹其家族的友愛思想。鳩山在日本雜誌《Voice》九月號中發表了一篇名為「我的政治哲學」的文章，文章中清楚表明其對友愛思想的倡導。首先，鳩山認為法國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友愛，只有自由被實踐了，而現今的資本主義建基於視自由作為最高價值的信念之上，其後果是嚴重的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相反極權主義的共產國家追求平等，卻把人看成了手段而非結果。他的提議是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致力於「友愛革命」，提倡內心及道德的修養，以避免極端主義（包括極端市場主義）。鳩山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或全球化，埋沒了人的尊嚴，破壞了地方的傳統。為符合友愛思想，鳩山提出多項改革：加強非市場主導的社會公共組織，達致互助的「友愛社會」；強調權力分散，讓地區政府負起更大責任，而友愛就是做到「各有不同，但互相尊重」。
外交整合
外交方面，鳩山效法其祖師爺的泛歐運動。由理論（友愛主義）到實踐（區域整合），鳩山立志以東亞共同體為綱。隨着美國因○八金融危機，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大減，中國崛起的同時，日本立志收復失地。以鳩山為首的日本圖以東亞共同體平衡歐美勢力是可以理解的。高舉友愛的鳩山認為，亞洲的民族主義越趨激烈，只有新型的亞洲地區組織，才能超越國際上的無政府狀態，如歐盟般有效地處理區域內紛爭。加上全球金融問題，已非倚賴歐美為首的世界銀行等所能應對。亞洲應建立同步的經濟圈，加強亞洲的自主性，更應以「ASEAN+3」的經濟合作為基礎，強調「清邁協議」，發展「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有別於一九六二年日本學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論」──以日本領頭，將經濟勢力擴張到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國，進一步深入東南亞、中國及南亞諸國的發展模式。鳩山以東亞共同體為框架已經否定了日本為上的精神，包容地接納中國等國家加入這東亞平台。由經濟開始，溢出至政治合作，最終達致類似歐盟的東亞聯盟。
可見，鳩山對將來的日本國內及國際政治，的確有一套頗具特色、超越現今政治思維的理論框架。雜誌《Newsweek》就以「日本新首相可能成為亞洲第一個第三道路的領袖」為文章副題。儘管鳩山大談其友愛哲學，亦雄心壯志地列出全面革新、對外奉行友愛外交及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其可行性確實令人質疑。鳩山想成為推動亞洲結合的第一人，贏得將來「亞盟之父」之美譽，恐怕難以達成。作者為Roundtable 國際關係學會研究員
| 香港經濟日報 A30 | 國是港事 | By 馮智政、林澤民 Roundtable圓思顧問有限公司高級研究員（公共行政與中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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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28, 大公報刊登 ]
由「九一一」恐襲，到塔利班下台，再到第二屆阿富汗民主選舉結束，阿富汗戰爭已不知不覺打了八年。奧巴馬選舉時以不同的中東策略作為選舉重點。除了從伊拉克撤兵之外，奧氏以解決阿富汗問題割裂了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外交政綱。時至今日，奧氏需要兌現承諾──計劃在本年秋前於阿富汗多投入三萬兵力。當年，布什以三萬二千人拉下塔利班政權，但無阻其「在阿富汗約三成地區仍然維持著可觀的影響力」。在本年度八月份美軍的傷亡人數高達四十八人，更是破了八年來的單月最高紀錄。奧巴馬的六萬二千美軍又代表了什麼？
增兵未必贏得了
開戰八年，共有七百多名美軍死亡，接近三千五百名士兵受傷，其中近三分二更無法重返崗位。此等沉重軍事代價明顯地轉化為政治損失。不久前美聯社無視國防部及美軍遺屬的反對，公開發布了一名駐阿富汗美軍中伏垂危的照片，把前線的血腥及危險赤裸裸地公布。八年的時間，支持出兵的學者都開始轉向，媒體出現反彈，美國本土的反戰聲音開始湧現。九月十五日美國廣播公司的民意調查顯示，58%的受訪美國人反對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只有39%的受訪者表明支持，創了歷年性的新低，與伊拉克戰爭的支持度相當。面對國內如此嚴峻的形勢，雖奧巴馬在退伍軍人的演說中將阿富汗戰爭喻為「必要的戰爭」，但增兵真的是必要？戰爭真的會勝利嗎？
增兵的原因建基於增兵的勝利。如果勝利不會實現，又或是要負上十分沉重的代價，增兵的理據便站不住腳。在這場不對稱戰爭中，兵力的多寡，真的是勝利的關鍵？若跟從共和黨、國內鷹派或將領的建議而大規模增兵，可以在完全喪失民意之前迅速殲滅塔利班及「基地」然後撤出嗎？抑或是給予敵人更多發動襲擊的對象及機會而致造成更嚴重的傷亡數字？
反塔利班戰爭與一般常規戰的手段及目的不同，屬第四代戰爭之類別──糅合軍事、政治、平民及軍人的戰爭，迫使美國以綜合戰略打擊，大大收窄了美塔的實力差距。塔利班的「聖戰徒」使用分散化的游擊戰、恐怖襲擊等手段，持續對美軍及現有阿富汗政府造成損耗，以削弱其管治的基礎及正當性，此乃短期目標。長期則志在令美軍感到當初定下的戰爭目標將無法達到，或代價過高而知難而退。美軍若增兵，不一定會在這場第四代戰爭中取得優勢。簡而言之，將反塔利班戰爭變成「雞肋」便是塔利班的目的──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不如早歸。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在軍事古典「戰爭論」中清楚劃分兩種互斥的戰爭目的：殲滅敵軍（奧巴馬與民主黨支持）與佔領要區（鷹派與共和黨支持）。在這個經濟環境之下，強要美國佔領沒有經濟利用價值的巴基斯坦山區，只令華府財政雪上加霜，因此佔領不在奧巴馬議程之內。不過，殲滅敵軍可不是美軍容易達成的目標。
越戰教訓應記取
在伊拉克戰爭中，侯賽因政權比塔利班更像一政治實體，也較容易令美軍實施以空權作要害打擊的戰略，將其領導頭目擊斃，使其潰不成軍。反觀塔利班並非以特定領導人或組織作核心，殲滅一字等如派別清洗。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頭目在上月底遭受北約空襲而喪生，但其子在不足一個月內已順利接班。再者，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後，轉為以非國家組織的形態活躍於阿富汗的東南部，即其傳統根據地，以及加強滲透至巴基斯坦，如聯邦直轄部族地區（FATA）地區，對阿富汗的北約軍及阿富汗警隊進行跨境恐怖襲擊。在政府資源缺乏的當地，塔利班具有重要的慈善團體之性質，將軍事與政治完全整合。美軍要以綜合戰略取勝實在不無難度。新增的三萬多兵或許只是箭靶。
在處理塔利班問題上，單靠傳統的軍事武力打擊及威嚇顯然無法有效解決問題。○六年，當時的阿富汗總統曾發表聲明，指出國際社會必須改變其現有策略，尤其是重新評估反恐戰的推行。如今，奧巴馬一心了斷八年戰爭，增派人手及資源去前線備戰。回想起冷戰時期的越戰，美軍一心向北抗共時，遭遇北越游擊，久攻不下，一打便是十六年。美國國內的大型反戰示威更拉下不少主要官員，最終更逼華府向北越讓步。若美軍再不採取更全面的新方法去應對整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問題，當地局勢難以有改善的轉機，更有可能禍及奧巴馬於國內的統治威信，與小布什殊途同歸。作者為Roundtable香港國際關係學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