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友的20/30/40

從沈老闆大宅入伙回家,又被圍圍媽臨時召去SOHO幫佢搬屋。
一個派對，開了四個會要見的會交代的都講過了。
充實的下午過後，回家只有桌上盛開的玫瑰與Doris Day的《It's a lovely day》相伴。

單身去派對都已近兩三年。
拍擋都無聊地問一下：其實你係咪需要一個女友。
可能純粹出於對我gay fd image同穿窿襪的關懷。
是的，沒有女友，襪子穿窿沒有人會丟，頭髮顏色都沒有人去干預。
而柒頭同穿窿襪成了negative feedback system的關鍵。

都是王迪詩說的有道理。與我年紀相若的朋友，
『她們既已失去十幾歲少女的天真瀾漫，卻又未發展出三十歲後的成熟韻味。』(籣開夏道，2007年11月1日)
找個廿多歲拍拖就像買仙股。低價入貨，等幾年，培養出氣質便可以翻本了。
當然少女如股市，「可升可跌」，「過往表現並不反映未來表現，其價格可受多項因素影響」。
三十歲入市可能摸頂，買過安心都好。

火車途中，與女校葉老師無聊kill time。
「買樓供三十年，對女友的承諾三年都唔得啦。你叫我點同銀行講三十年感情」
「又唔駛三十年，供供下買比人得咪得囉。你係對層樓承諾三十年，但冇話一定係你供呀。
你對女友承諾三年，但女友又唔係一定係佢。轉名、轉女而已。」
老師的真知灼見，不知幾報在她自己身上。

因此，近日多穿了姣紫，頂頂黑帽，很sissy地暗示：

Not my cup of tea.

釣魚台神聖主權，不妨間中侵犯一下

2010年09月18日 星期六 香港經濟日報
撰文: 馮智政 Roundtable研究所助理主席，兼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欄名 :國際好書
出版題: 釣島沒受犯 民族無團結

小漁船與船長把中日關係撞個火熱，不單令菅直人黨內選舉大勝「影武者」小澤一郎，還激起國內愛國情緒。對於兩國領導人來說，保釣或許只是玩火與偷情的代名詞。新中國剛成立時，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建基於共產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上。改革開放後，社會的意識形態再不能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有效提供管治合法性。取以代之，經濟發展、穩定管治和民族主義成為中國人民支持政權的3條支柱。

經濟穩定民族主義 政權3支柱

英國政治學者William Callahan在上年12月出版《中國︰悲樂觀主義者國度（China︰The Pessoptimist Nation）》赤裸裸地把中國國民主義剖析。為了應付東歐共產國家倒台和八九民運的餘波，中央政府加強青少年對黨國概念的認同，並在01年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教育法》規劃。沒有了馬列的光環、沒有毛氏的個人崇拜，Callahan認為中國以「國恥」為核心，積極地強化受害者角色與國家不安（National Insecurity）以求國民與國家同氣連枝。Callahan因而以「Pessoptimist」（悲觀主義者（Pessimist）與樂觀主義者（optimist）的合成字）形容中國。

中央政府透過大量電影、娛樂節目、國恥紀念日、紅色教育活動等，把中國當代歷史演釋成「百年國恥」，以集體恥辱感和國家強大後的集體榮耀建構出一個現代的中國民族身份。「國恥教育」強調兩個主題：一，在清末時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入侵，及在二戰時日本對華的暴行與侮辱，暗示中國應提防西方價值宣揚；二，清朝的腐敗和落後導致國家軟弱，重提黨的強勢與單一領導下國家不再受欺侮。

藉國恥教育 增民族歸屬感

同時，國恥教育將複雜的國際政治簡化成只有榮耀和恥辱的零和遊戲，若果國家不獲得榮耀就等同被侮辱。在這種國恥教育下長大的中國新一代青年有着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和激進好戰思想，造就了不少憤青的出現。這一種以國恥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外交政策互相影響。由此論推，釣魚台問題不單是對日關係的危險，也是中國國民歸屬與同化時機。偶然就主權問題扮一下外交鷹派，對中共政權實在不錯。美籍韓裔政治學者Seo Jungmin更在《合法性︰東與東南亞的政治成敗歧義（Legitimacy︰Ambiguities of Political Success or Fail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Lynn White編）》一書中撰文，以學術角度分析國民主義與政權合法的關係。再一次引證，釣魚台主權神聖可以間中侵犯一下。

隨着互聯網普及，愛國青年獲得更大的發言力並要求政府回應他們的民族主義訴求。經過06年政府不慎在愛國抗日事情上失控，造成全國性的抗議及對日資企業的破壞，甚至延伸至對中國政府在事件後期的「突然親日」不滿。今次中央政府已為保釣、釋放詹其雄與九一八紀念日早作準備，Credit賺夠，可以割禾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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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中國︰悲樂觀主義者國度（China︰The Pessoptimist Nation）》

作者：William Call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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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合法性︰東與東南亞的政治成敗歧義（Legitimacy︰Ambiguities of Political Success or Failur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在灣仔吃第凡內的早餐

"I'm not Holly. I'm not Lula Mae, either. I don't know who I am! I'm like cat here, a couple of no-name slobs. We belong to nobody and nobody belongs to us. We don't even belong to each other."

-Holly/Lula Mae (by Audrey Hepburn) at Breakfast with Tiffany's

第二次看第凡內的早餐(Breakfast with Tiffany's)，銀幕上的安德利夏萍還是那麼動人。雖然女同事說：「女人如聖誔卡，過了廿五，便沒有用」，但1961年的安德利時席三十二歲，按現代人的說法是「中女」保養差的便算是「剩女」。在短短四十年間，美麗的標準在時間軸上滑下十年，是港男被日式Lolita incept， 還是港女提早更年?這我無從而知，不過我了解第凡內不賣早餐，而灣仔就沒有第凡內，不能讓我仿校那貪婪但浪漫的荷莉，乘的士到第凡內，依著窗櫥、吃著鬆餅，享受自發又不外求的虛榮。劇中女主角荷莉渴望獨立生活，離開德州小鎮到紐約。憑著她出眾的外表，在豪門紳士間穿梭。一個又一個的富商成為荷莉男人。"I tell you one thing, Fred, darling... I'd marry you for your money in a minute. Would you marry me for my money?"  到紐約尋找自由與獨立的她，諷刺地跳進每個男子的蘢牢，把自己生活與枕邊的男人掛勾，選擇視而不見，矛盾地相信自己擁有空間。

上星期六下午，我被捉去YES Summit 與中學生分享「青春是用來揮霍的－－妥善管理時間」。Are you Serious?青春我真的揮霍了，但妥善管理時間與我談不上兩句，所以我一如以往地遲了幾分鐘來地會場，so ironic。事實上，我都是幾天前才知有這個副題。我沒有談到甚樣妥善管理時間，只談了現代人的青春被誰揮霍了--Alienation，都不太離題吧。想又想，戎毒團體會找吸毒人士分享，釋囚關注組找釋囚分享，作為被嚴重異化的受害者，我的分享都應該很權威的。那下午，我和中學生又看《摩登時代》，又談馬克思，亂吹一輪，在肯定八成人什麼都不明，餘下兩成一知半解的情況下結束。無計，我讀得書少，沒有看完一整套《德意志意識形態》，又沒有深究Max Stirner，扮型懶醒尚可，深入淺出不是我能力範圍之內。至起碼，我這個分享很合乎體驗式教學的設計：什麼是揮霍青春？中學生坐在會場聽我說廢話便是。什麼人令他們揮霍青春？或許是學生對自已及社會期望。喻意？喻意是，男人與制度都是浪費青春及資源的騙子

結論是：如同風麈女子一樣，現代人的生活都免不了組織及制度所蠶食，做自己不愛做的工作。以前本科讀物理時，教授笑言：教書真是辛苦的，如果我做妓女都可以享受下啊。這句話很玄。。。。

自由與獨立的，無論是銀幕還是現實，或許只有在戲內那一隻還未有名字的花貓。

PS：同原作家卡波提一樣，十分不滿那的Happy Ending 。荷莉根本是個為了追求虛幻快樂甘願放棄平凡幸福的女人，她是絕對不會安定下來的！

PPS: 男主角Paul是個正職作家，副業是個男妓，寫實反映靠文字維生的男人......最理想的生活模式....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Q7SI7N22k_A&feature=related#]

次主權討論：國際都會的動力與阻力

(出版題為港地位特殊 次主權有利有弊)

香港經濟日報 A32  |   國是港事  |   By 馮智政　Roundtable研究所助理主席兼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2010-09-06

香港97後落格為經常自我審查的國際都會。曾特首致電菲總統阿奎諾三世被指是外交上的於禮不合（不過，正在俄羅斯訪問的曾蔭權卻在上星期三與總統梅德韋傑夫會面）引起一系列主權與次主權的討論（見知識庫）。面對沈旭暉以「次主權」解釋香港對外事務時，勾起了各評論員的衝動與反動。筆者大學時已上沈旭暉的課，要跟各位前輩辯證次主權問題，一不合禮數、二不夠中立。不過，香港無論如何都要發展成國際都會，「次主權」的討論，正正反映香港國際化的阻力與動力。

國際都會的阻力：反動前科與愛國投機者

香港作為一個反動基地的積犯，前科也未免太厚太沉重。財政司司長台灣之行被台胞冷嘲熱諷，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特別引用《十月圍城》提醒港官，傳統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革命前哨。在港英殖民時期，外國又在香港駐守大量外交官員。綜觀全球非首都城市，香港領事、半官方組織之多實是世界罕見，而且西方國家駐港管理人員資歷較一般城市資深，不禁令人懷疑這批外交人員枱底下的「特別Agenda」。

回歸之後，外國人員及組織（國內合稱這為外國勢力）未撤，國內便慢慢開放民間組織。香港作為祖國的金融窗口，國內不受歡迎組織的資金，都可以由香港進入或處理，明正言順地善用背靠祖國這優勢，河水干犯井水。再者，港人國民意識薄弱，反共情緒高漲，兩廣地區與北方文化差異甚巨。

國際都會的動力：第二軌道傳統與基本法

兩地互不信任的現實下，「主權」被打了個敏感標籤。早年一些左派稱《基本法》為「小憲法」的時候，就立即被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教授訓斥，以免有延伸主權的暗示。這特殊情況，造就「愛國投機者」的生存空間。打小報告、跨大香港問題，打造中央信任的香港通形象，擴大自己生存的空間及意義。

雖然情報工作是政治舞台上必然存在，但「愛國投機者」代表着保守鷹派的勢力，大大限制及扭曲香港在國際社會的作用。比較這批極右分子，沈旭暉的大膽建言可能更適合中央這「學習型政府」的管治。

香港殖民歷史雖不光鮮，卻以《北非諜影》背景，帶有一種男主角堪富利保加（Humphrey DeForest Bogart）的浪漫。如上述，香港自殖民時期駐有大量的外交人員、組織及基金會留意祖國動態。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Sir John J. Cowperthwaite 1915-2006）信奉新自由主義，60年代始把本地政府規模大大縮小，加上80年代經濟起飛，香港第三部門——即非政府組織及志願機構成熟發展。

外交學上，第二軌道——即以非官方身份，如學術界或非政府組織的跨國對話，多年研究都指對主權外交有重大影響。加上基本法第七章定明特區在經貿、文化，體育等多個領域上有對外權力。這種對外的特殊關係亦得到外國肯定。2009年港府在柏林首次使用其權利在國外建立經貿辦事處。雖然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但通過德國政府的特殊政策，仍給予經貿處以相應的外交代遇。所有員工均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

由此可見，香港的而且確有其國際都會的優勢及合法性。問題只是這些「疑似主權」，卻一再被愛國投機者曲解或演繹成為國際都會道路上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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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何謂「次主權」？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不同「主權成分」興起：

˙主權國上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如歐盟

˙主權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由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如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主權之旁有「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如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的跨國企業。

而香港所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除卻北京處理的國防外交，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作為一國兩制的最後憑藉。

(出版題為港地位特殊 次主權有利有弊)香港經濟日報 A32  |   國是港事  |   By 馮智政　Roundtable研究所助理主席兼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2010-09-06
香港97後落格為經常自我審查的國際都會。曾特首致電菲總統阿奎諾三世被指是外交上的於禮不合（不過，正在俄羅斯訪問的曾蔭權卻在上星期三與總統梅德韋傑夫會面）引起一系列主權與次主權的討論（見知識庫）。
面對沈旭暉以「次主權」解釋香港對外事務時，勾起了各評論員的衝動與反動。筆者大學時已上沈旭暉的課，要跟各位前輩辯證次主權問題，一不合禮數、二不夠中立。不過，香港無論如何都要發展成國際都會，「次主權」的討論，正正反映香港國際化的阻力與動力。
香港作為一個反動基地的積犯，前科也未免太厚太沉重。財政司司長台灣之行被台胞冷嘲熱諷，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特別引用《十月圍城》提醒港官，傳統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革命前哨。
兩地互不信任 「主權」敏感
在港英殖民時期，外國又在香港駐守大量外交官員。綜觀全球非首都城市，香港領事、半官方組織之多實是世界罕見，而且西方國家駐港管理人員資歷較一般城市資深，不禁令人懷疑這批外交人員枱底下的「特別Agenda」。
回歸之後，外國人員及組織（國內合稱這為外國勢力）未撤，國內便慢慢開放民間組織。香港作為祖國的金融窗口，國內不受歡迎組織的資金，都可以由香港進入或處理，明正言順地善用背靠祖國這優勢，河水干犯井水。再者，港人國民意識薄弱，反共情緒高漲，兩廣地區與北方文化差異甚巨。
兩地互不信任的現實下，「主權」被打了個敏感標籤。早年一些左派稱《基本法》為「小憲法」的時候，就立即被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教授訓斥，以免有延伸主權的暗示。這特殊情況，造就「愛國投機者」的生存空間。打小報告、跨大香港問題，打造中央信任的香港通形象，擴大自己生存的空間及意義。
雖然情報工作是政治舞台上必然存在，但「愛國投機者」代表着保守鷹派的勢力，大大限制及扭曲香港在國際社會的作用。比較這批極右分子，沈旭暉的大膽建言可能更適合中央這「學習型政府」的管治。
香港殖民歷史雖不光鮮，卻以《北非諜影》背景，帶有一種男主角堪富利保加（Humphrey DeForest Bogart）的浪漫。如上述，香港自殖民時期駐有大量的外交人員、組織及基金會留意祖國動態。
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Sir John J. Cowperthwaite 1915-2006）信奉新自由主義，60年代始把本地政府規模大大縮小，加上80年代經濟起飛，香港第三部門——即非政府組織及志願機構成熟發展。
非官方跨國對話 影響外交
外交學上，第二軌道——即以非官方身份，如學術界或非政府組織的跨國對話，多年研究都指對主權外交有重大影響。加上基本法第七章定明特區在經貿、文化，體育等多個領域上有對外權力。這種對外的特殊關係亦得到外國肯定。
2009年港府在柏林首次使用其權利在國外建立經貿辦事處。雖然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但通過德國政府的特殊政策，仍給予經貿處以相應的外交代遇。所有員工均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
由此可見，香港的而且確有其國際都會的優勢及合法性。問題只是這些「疑似主權」，卻一再被愛國投機者曲解或演繹成為國際都會道路上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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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何謂「次主權」？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不同「主權成分」興起：
˙主權國上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如歐盟
˙主權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由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如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主權之旁有「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如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的跨國企業。
而香港所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除卻北京處理的國防外交，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作為一國兩制的最後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