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主權討論：國際都會的動力與阻力

(出版題為港地位特殊 次主權有利有弊)

香港經濟日報 A32  |   國是港事  |   By 馮智政　Roundtable研究所助理主席兼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2010-09-06

香港97後落格為經常自我審查的國際都會。曾特首致電菲總統阿奎諾三世被指是外交上的於禮不合（不過，正在俄羅斯訪問的曾蔭權卻在上星期三與總統梅德韋傑夫會面）引起一系列主權與次主權的討論（見知識庫）。面對沈旭暉以「次主權」解釋香港對外事務時，勾起了各評論員的衝動與反動。筆者大學時已上沈旭暉的課，要跟各位前輩辯證次主權問題，一不合禮數、二不夠中立。不過，香港無論如何都要發展成國際都會，「次主權」的討論，正正反映香港國際化的阻力與動力。

國際都會的阻力：反動前科與愛國投機者

香港作為一個反動基地的積犯，前科也未免太厚太沉重。財政司司長台灣之行被台胞冷嘲熱諷，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特別引用《十月圍城》提醒港官，傳統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革命前哨。在港英殖民時期，外國又在香港駐守大量外交官員。綜觀全球非首都城市，香港領事、半官方組織之多實是世界罕見，而且西方國家駐港管理人員資歷較一般城市資深，不禁令人懷疑這批外交人員枱底下的「特別Agenda」。

回歸之後，外國人員及組織（國內合稱這為外國勢力）未撤，國內便慢慢開放民間組織。香港作為祖國的金融窗口，國內不受歡迎組織的資金，都可以由香港進入或處理，明正言順地善用背靠祖國這優勢，河水干犯井水。再者，港人國民意識薄弱，反共情緒高漲，兩廣地區與北方文化差異甚巨。

國際都會的動力：第二軌道傳統與基本法

兩地互不信任的現實下，「主權」被打了個敏感標籤。早年一些左派稱《基本法》為「小憲法」的時候，就立即被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教授訓斥，以免有延伸主權的暗示。這特殊情況，造就「愛國投機者」的生存空間。打小報告、跨大香港問題，打造中央信任的香港通形象，擴大自己生存的空間及意義。

雖然情報工作是政治舞台上必然存在，但「愛國投機者」代表着保守鷹派的勢力，大大限制及扭曲香港在國際社會的作用。比較這批極右分子，沈旭暉的大膽建言可能更適合中央這「學習型政府」的管治。

香港殖民歷史雖不光鮮，卻以《北非諜影》背景，帶有一種男主角堪富利保加（Humphrey DeForest Bogart）的浪漫。如上述，香港自殖民時期駐有大量的外交人員、組織及基金會留意祖國動態。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Sir John J. Cowperthwaite 1915-2006）信奉新自由主義，60年代始把本地政府規模大大縮小，加上80年代經濟起飛，香港第三部門——即非政府組織及志願機構成熟發展。

外交學上，第二軌道——即以非官方身份，如學術界或非政府組織的跨國對話，多年研究都指對主權外交有重大影響。加上基本法第七章定明特區在經貿、文化，體育等多個領域上有對外權力。這種對外的特殊關係亦得到外國肯定。2009年港府在柏林首次使用其權利在國外建立經貿辦事處。雖然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但通過德國政府的特殊政策，仍給予經貿處以相應的外交代遇。所有員工均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

由此可見，香港的而且確有其國際都會的優勢及合法性。問題只是這些「疑似主權」，卻一再被愛國投機者曲解或演繹成為國際都會道路上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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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何謂「次主權」？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不同「主權成分」興起：

˙主權國上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如歐盟

˙主權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由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如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主權之旁有「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如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的跨國企業。

而香港所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除卻北京處理的國防外交，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作為一國兩制的最後憑藉。

(出版題為港地位特殊 次主權有利有弊)香港經濟日報 A32  |   國是港事  |   By 馮智政　Roundtable研究所助理主席兼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2010-09-06
香港97後落格為經常自我審查的國際都會。曾特首致電菲總統阿奎諾三世被指是外交上的於禮不合（不過，正在俄羅斯訪問的曾蔭權卻在上星期三與總統梅德韋傑夫會面）引起一系列主權與次主權的討論（見知識庫）。
面對沈旭暉以「次主權」解釋香港對外事務時，勾起了各評論員的衝動與反動。筆者大學時已上沈旭暉的課，要跟各位前輩辯證次主權問題，一不合禮數、二不夠中立。不過，香港無論如何都要發展成國際都會，「次主權」的討論，正正反映香港國際化的阻力與動力。
香港作為一個反動基地的積犯，前科也未免太厚太沉重。財政司司長台灣之行被台胞冷嘲熱諷，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特別引用《十月圍城》提醒港官，傳統以來香港一直是中國革命前哨。
兩地互不信任 「主權」敏感
在港英殖民時期，外國又在香港駐守大量外交官員。綜觀全球非首都城市，香港領事、半官方組織之多實是世界罕見，而且西方國家駐港管理人員資歷較一般城市資深，不禁令人懷疑這批外交人員枱底下的「特別Agenda」。
回歸之後，外國人員及組織（國內合稱這為外國勢力）未撤，國內便慢慢開放民間組織。香港作為祖國的金融窗口，國內不受歡迎組織的資金，都可以由香港進入或處理，明正言順地善用背靠祖國這優勢，河水干犯井水。再者，港人國民意識薄弱，反共情緒高漲，兩廣地區與北方文化差異甚巨。
兩地互不信任的現實下，「主權」被打了個敏感標籤。早年一些左派稱《基本法》為「小憲法」的時候，就立即被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教授訓斥，以免有延伸主權的暗示。這特殊情況，造就「愛國投機者」的生存空間。打小報告、跨大香港問題，打造中央信任的香港通形象，擴大自己生存的空間及意義。
雖然情報工作是政治舞台上必然存在，但「愛國投機者」代表着保守鷹派的勢力，大大限制及扭曲香港在國際社會的作用。比較這批極右分子，沈旭暉的大膽建言可能更適合中央這「學習型政府」的管治。
香港殖民歷史雖不光鮮，卻以《北非諜影》背景，帶有一種男主角堪富利保加（Humphrey DeForest Bogart）的浪漫。如上述，香港自殖民時期駐有大量的外交人員、組織及基金會留意祖國動態。
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財政司的郭伯偉（Sir John J. Cowperthwaite 1915-2006）信奉新自由主義，60年代始把本地政府規模大大縮小，加上80年代經濟起飛，香港第三部門——即非政府組織及志願機構成熟發展。
非官方跨國對話 影響外交
外交學上，第二軌道——即以非官方身份，如學術界或非政府組織的跨國對話，多年研究都指對主權外交有重大影響。加上基本法第七章定明特區在經貿、文化，體育等多個領域上有對外權力。這種對外的特殊關係亦得到外國肯定。
2009年港府在柏林首次使用其權利在國外建立經貿辦事處。雖然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但通過德國政府的特殊政策，仍給予經貿處以相應的外交代遇。所有員工均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
由此可見，香港的而且確有其國際都會的優勢及合法性。問題只是這些「疑似主權」，卻一再被愛國投機者曲解或演繹成為國際都會道路上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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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何謂「次主權」？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曾撰文指出，冷戰結束後，主權概念進一步模糊化，不同「主權成分」興起：
˙主權國上有「超主權」（supra-sovereignty）：如歐盟
˙主權國下有「次主權」（sub-sovereignty）：即由國家賦予其領土在個別範疇有主權能量
˙主權國家競爭者為「片面主權」（unilateral sovereignty）：如單方面立國的分離主義運動
˙主權之旁有「類主權」（quasi-sovereignty）：如當年東印度公司，或今天部分的跨國企業。
而香港所擁有的就是次主權。根據《基本法》，除卻北京處理的國防外交，香港擁有高度自治涉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權，包括涉外經濟、治安、文化、體育等，作為一國兩制的最後憑藉。